动物考古学揭秘动物与人同行的历史

  人和动物相处的历史已有600万年了,古代的人最初面对在这个地球上的其他动物时,主要是依靠狩猎、捕捞的方式去获取它们作为肉食资源。在长期的相处过程中,人学会了饲养动物,即把野生动物变成家养动物,这个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与动物的共存关系,对人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我去日本留学,学习动物考古学。这门学科在当时的国际考古学界相当流行,但是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1993年我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这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建设、开拓中国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这门新兴学科。

  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先民大约在距今12000年前开始逐步掌握栽培农作物和制作陶器的技术,中国考古学界把这些新技术的出现视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开始,我的研究主要是探讨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古代人类与动物相关的各种内容。具体地说,就是通过鉴定、分析距今12000多年来的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认识古代存在的动类和当时的自然,研究古代人类跟动物的各种关系以及古代人类的行为。

  我们这个地球从形成到现在已经有46亿年了,人类从出现至今只有600万年,如果把46亿年浓缩成1天,即24个小时,那么600万年在这24个小时里大致就是最后的2分钟,我所探讨的距今12000年以来这个时间跨度,在上述的2分钟里连半秒钟都不到,可谓是瞬间的一闪。但是,作为具体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内容而言,却是极其丰富的。可以概括为四个部分:其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关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其二,“六畜兴旺”,探讨家养动物的起源及出现;其三,“民以食为天,食以肉为上”,分析古代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具体方式;其四,“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研究动物在古代的祭祀与战争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动物考古学是考古学与动物学相结合的一门学科,属于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理论是一个学科的灵魂,历史唯物主义、论、演化论等考古学的基础理论都是动物考古学的理论基础。此外,动物考古学的基本理论还包括均变说、埋藏学和文化生态学。

  均变说是19世纪30年代由英国地质学家莱伊尔提出的。其核心在于地球的变化是古今一致的,现在是了解过去的钥匙,即“将今论古”。根据这一原理,我们假定各种动物适应的生态从古至今是大体一致的,依据遗址中出土的各种野生动物,借鉴现在这些野生动物生息的生态就可以推测当时遗址周围的自然。此外,自全新世以来,动物的解剖学特征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其生长过程中的生理特征大致上也是古今一致的。因此,依据各种现生动物的形状、牙齿和骨骼的特征,可以对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种属和部位的鉴定,依据现生多种动物牙齿的生长规律和磨损特征,可以推测遗址中出土的相应动物的死亡年龄。还有,通过DNA分析、稳定同位素分析,对现生动物的遗传基因和食谱有了科学的认识,再用这些科学的认识去研究遗址中出土的同类动物。

  埋藏学是1940年由前苏联古生物学家叶菲列莫夫提出的。埋藏学是专门研究生物自死亡到被发现的整个过程中,因为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一门科学。依据这一理论,我们认为,从动物遗存被丢弃或埋葬到被发掘出土这段相当漫长的时间里,因肢解、烹煮、动物啃咬、、风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它自身包含的信息也会受到扰动、和湮没。因此在依据动物遗存研究古代社会时,必须考虑到各种埋藏因素的影响,增强对遗迹和遗物形成过程中各种外来因素的分辨和诠释能力。

  文化生态学是1955年由美国学者斯图尔德提出的。文化生态学重视自然的作用,强调整合研究,主张从各个地区的人类、自然、社会和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各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探讨不同文化发展的特殊形态和模式。动物资源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生态学对于帮助我们客观地认识人类与动物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概括起来说,均变论主要强调“将今论古”,以当今被证明是科学的认识去分析、解释过去的历史。埋藏学主要研究动物遗存在埋藏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原因,探讨人为的发掘可能造成的认识上的局限。文化生态学主要探讨人类、自然、社会和文化的相互作用,认识人类的具体行为产生的特定原因。

  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必须建立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全面地采集动物遗存,除了采集可以看到的动物遗存之外,还要对特殊遗迹的土进行水洗筛选,获取那些不易发现的动物遗存,这样,我们才能具备比较全面地阐述与当时人的行为相关的动物遗存资料。其二,把采集的动物遗存清洗干净,拼接粘对,注明发掘出土的。其三,进行鉴定分析,确定动物的种类、骨骼的部位及左右,对牙齿和骨骼的关键点进行测量,获取相关的尺寸数据,观察骨骼表面残留的各种痕迹。其四,全部的基本信息都要输入数据库,然后进行统计、分析,选取典型标本进行DNA、碳氮稳定同位素及锶同位素研究。最后,结合考古学的发掘背景进行全面探讨,即把考古发现的各种现象和动物遗存的初步研究结果结合到一起,对当时的人和动物的关系做一个综合性的分析研究。这就是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一般方法。

  除了一般的研究方法以外,这里还要强调一个鉴定家养动物的方法。人和动物相处的历史已有600万年了,古代的人最初面对在这个地球上的其他动物时,主要是依靠狩猎、捕捞的方式去获取它们作为肉食资源。在长期的相处过程中,人学会了饲养动物,即把野生动物变成家养动物,这个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与动物的共存关系,对人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包括人类获得了稳定的肉食来源,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为人口的大量繁殖奠定了的基础;人类可以有计划地利用动物的骨骼、皮毛作为原料,进行手工业生产,推动社会实现进一步的分工;增强了人类的作战能力、交通能力,全面提升了社会发展的水平;在人类与家养动物的长期相处过程中,增强了人类自身对友情和责任的认识,加强了人的思想建设……这一系列变化都建立在人能够饲养动物、控制动物的基础之上。因此,如何从动物遗存中科学地区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就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鉴于动物在被人饲养和利用的过程中,其形体、心理、基因谱系都会发生变化,会产生特殊的病理现象,其年龄大小、雌雄性别比例、数量多少、饲料种类和数量皆在人的掌控之中,各种利用动物的方式皆由人来决定,这一切都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在发掘出土的动物牙齿和骨骼之上,由此,我们确立了形体特征观察、几何形态测量、病理现象观察、年龄结构统计、性别特征观察、数量比例统计、随葬或埋葬现象观察、古DNA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等判断家养动物的系列依据,以对动物遗存是否属于家养动物进行科学的判断。

  中国古代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说,“六畜”这个词最早出自《左传·僖公十九年》(公元前641年)的“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另外,在《周礼》里,有“其畜宜六扰”的记载,汉代郑玄注:“六扰,马、牛、羊、豚、犬、鸡。”可见马、牛、羊、猪、狗和鸡是中国古代的六种主要家养动物。研究这六种家养动物起源或出现的时间、地点、作用等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开始时期,没有发现家养动物。属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西省万年县洞遗址、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年代均在距今12000年以前。研究人员在这些遗址中分别发现了栽培稻的植硅体、陶器、石器和骨器等。据此,可以把中国古代栽培作物及制作陶器起源的时间追溯到距今约12000年以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遗址里发现的动属都属于野生动物,现在还没有任何依据可以证明当时已经存在家养动物。依据我们的研究,中国的家养动物最早出现于距今约10000年左右,较栽培作物及制作陶器起源的时间晚了将近2000年左右,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特点。这里按照时间顺序,分别介绍狗、猪、羊、牛、马、鸡等主要家养动物出现的状况。

  按照目前为止所知的材料,中国最早出现的家养动物是狗。狗是由狼驯化而来的。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出土了一块狗的左下颌骨,它的下颌缘有明显的弧度,与狼的下颌缘呈笔直的状况不同;齿列长度为79.40毫米,这个尺寸比狼要小;其牙齿的排列也比较紧密,与狼的牙齿排列比较稀松区别明显;其下颌骨上的各个测量点的尺寸都比狼要小。依据这些判断,可以肯定南庄头遗址出土的这块下颌骨属于狗。在距今大约9000年前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中,有11条狗被分别埋葬在居住地和墓地里,这是当时人对狗的一种有意识的处理,显示出当时的人和狗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贾湖遗址的狗的下颌骨齿列及各个测量点均小于南庄头遗址的狗。可见在人的饲养过程中,狗的齿列长度随着年代的推移逐步变短。由于南庄头遗址出土的狗的齿列与狼的相比已经明显缩短了,所以我认为中国家养狗的历史不会停留在距今10000多年前的南庄头遗址这个时间段里,还可能向前追溯。

  对照现在狗的用途,再结合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狗的状况,推测当时人类饲养狗的目的,可能主要是为了狩猎、家园、作为随葬动物或宠物。

  这里要强调的是狗的家畜化可以导致人类狩猎的策略、战术或技术发生一些变化。这种饲养行为并未给人类提供多少稳定的肉食来源,也没有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但是,狗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帮助人类积累了把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的经验,奠定了人类后来驯化多种家养动物的基础。从这点看,狗的出现,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意义重大。

  家猪是由野猪驯化而来的。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家猪出自距今大约9000年左右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通过对贾湖遗址出土的猪骨进行研究,依据猪下颌骨上存在齿槽尺寸变小引起的齿列扭曲现象;牙齿的几何形态测量结果与家猪相近;猪群的年龄集中在特定的年龄段,不同于野猪种群的年龄结构模式;猪的个体数在全部哺乳动物中占据较高的比例,远远大于自然状态下野猪种群在全部哺乳动物中的比例;在墓葬中随葬猪下颌,后来数千年在众多遗址中发现随葬猪下颌的先河;DNA的研究结果证明其属于家猪的谱系;碳氮稳定同位素的分析结果证明这些猪的食谱与人工喂养有关等一系列判断结果,证明距今大约9000年左右的贾湖遗址已经存在家猪。

  家猪的出现意义重大。数千年来,还没有一种家养动物像家猪一样,既是中国人最主要的肉食资源,同时,在领域里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历史时期,家猪的饲养技术还扩散到整个东亚地区,在促进这个地区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绵羊可能由已经的赤羊驯化而成。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绵羊出现在距今5600年至5000年前的甘肃和青海一带。在距今5600年至5000年前的天水市师赵村遗址的5号墓和青海省民和县核桃庄马家窑文化墓葬中突然发现随葬的绵羊骨骼;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左右的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多个遗址中,都发现绵羊的骨骼,其数量随着年代的更新逐渐增多;在有的遗址中还发现有灼痕的绵羊肩胛骨,显示其与占卜有关;全部绵羊骨骼的测量数据跟商周时期可以肯定是家养绵羊的测量数据十分接近;DNA的研究结果具有这些基因特征的绵羊最早起源于西亚地区;食谱研究发现绵羊的食物中包含有人工喂养的小米秸秆等饲料;依据绵羊的突然出现及DNA的,当时很可能是通过文化交流,从中国境外将已经被驯化的绵羊传入中国。

  家养绵羊及后来出现的山羊都可以给人类提供肉食及奶制品,羊在古代的祭祀活动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羊毛还可以为人类的衣着提供原材料,提高人类抵御风寒的能力,获取羊毛和编织毛织品还带动了手工业中专门领域的发展。

  现代的家养黄牛均起源于距今10000年左右的西亚地区的野牛,其被驯化后逐渐向东西两个方向扩散。中国古代的黄牛是距今5000年左右从中亚地区传入的。迄今为止中国最早发现的黄牛位于5000多年前的甘肃地区;多个遗址中出土的黄牛数量从早到晚大致都有一个逐渐增多的过程;对黄牛骨骼的测量结果其与商周时期的可以明确肯定是家养黄牛的数据十分接近;距今4500年以来,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多个遗址中都发现了埋葬黄牛的现象,比如在距今4500年到距今4000年左右的河南省柘城县山台寺遗址中,发现有9头黄牛集中在一起埋葬,摆放得比较规整;DNA的测量结果证明其与起源于西亚地区的黄牛属于同样的谱系;食谱研究其食用的是人工喂养的小米的秸秆等。

  家牛的出现,除了使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来源多样化,在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之外,其最大的用途是用牛犁地。牛耕极大地提高了古代农业劳动的生产率,这个新的生产力的出现有力地促进了古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可称之为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家马是由中亚地区的野马驯化而成,时间大约在距今5500年左右。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家马发现在距今4000年至3600年左右的甘肃地区,多处遗址突然发现马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家马突然出现于属于商代晚期的距今约3300年的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那里发现多座车马坑,一般都是1车2马,在殷墟遗址的西北冈还发掘和钻探了100多个马坑,每个坑中马的数量少则1匹,多则37匹,这些马很可能和祭祀有关。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在距今约3300年以前几乎没有发现马骨,而在距今约3300年以后发现多处遗址都存在车马坑和被埋葬的马,我认为甘青地区可能是马传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通道之一。由于甘青地区家马出现的时间与世界上最早的家马相比要相差数千年,中国的家马或饲养家马的技术是由中国境入的可能性相当大。除了形态学的观察和测量、数量比例统计、考古学文化现象观察、DNA分析和碳氮稳定同位素的分析结果均提供了家马的之外,特别有学术价值的是甲骨文提到“王畜马于兹牢”,即王在“兹牢”这个地方养马。相比之下,甲骨文中没有一条记载讲到“王畜狗”、“王畜猪”、“王畜羊”、“王畜牛”、“王畜鸡”,只有“王畜马于兹牢”这条记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强调马这种动物在当时常重要的。

  家马的出现,在提供肉食资源及领域中具有特定的作用,但它更主要的作用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运输能力,尤其是作为战马,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用途,促进了人类的迁徙、民族的融合、语言和文化的以及整个社会的进步。

  家鸡起源于栖息于西南亚地区的原鸡。现在可以证明中国最早的家鸡发现于距今约3300年的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现在只有两条,一是骨骼形态的观察结果,二是甲骨文中已经把“鸡”和“雉”这两个字分开了。

  鉴于考古遗址中发现的鸡骨始终不多,养鸡仅仅是为了食肉的解释似乎不够全面。鸡能生蛋,获取鸡蛋也许是养鸡的另一个原因。在《诗经》中记载养鸡与打鸣相关,这可能也是当时养鸡的原因之一。

  概括起来说,按照迄今为止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结果,中国六种主要家养动物开始出现的时间、地点和种类如下:距今约10000年左右,在省的南部出现狗;距今约9000年左右,在河南省的南部出现猪;约为距今5600—5000年,在甘青地区出现绵羊;距今约5000年左右,在黄河上游地区出现黄牛;距今4000—3600年左右,在的东部出现马;距今约3300年左右,在河南省的东部出现鸡。这些家养动物分别起源或出现于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但基本上都位于中国的北方地区。

  尽管随着今后考古发掘的进展及研究方法的进一步科学化,上述关于六种主要家养动物起源及出现的观点可能还会得到修改和完善。但是有一点认识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出现过程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中国古代居民在与一些野生动物长期相处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需要逐步控制它们,将其驯化成家畜,这可以狗和猪为代表。另一种是古代居民通过文化交流,直接从其他地区把已经成为家畜的动物引进来,这可以绵羊、黄牛和马为代表。这个模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形成过程。

  在探讨古代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时,可以发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各个地区的古代遗址中出土的动类和数量是不一样的。如黄河中上游地区从距今大约8000年左右开始,随着时间的延续,遗址中出土的野生动物的比例越来越小,家养动物的比例越来越大,直至占据绝对多数。而黄河和淮河下游地区在距今7000年以前的遗址中,家养动物的比例还很小,到了距今5000年左右逐渐加大,野生动物的比例不断减少,但是黄河和淮河下游地区的遗址中出土的家养动物的比例至多也仅占到50%多一点,与黄河中上游地区占据绝大多数的状况不同。长江流域十分特殊,在整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出土的家养动物的比例基本上一直明显低于野生动物,另外,鱼骨的数量相当多。当时各个地区、不同时间段的古代人群食用的肉食种类和数量具有自己的特色,且逐步发生变化。从整体上看,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人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要通过饲养家猪的方式获取肉食资源的特征和长江流域的人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要通过渔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的特征形成鲜明的对照。

  依据《周礼·职方氏》的记载:“东南曰扬州……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正南曰荆州……,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河南曰豫州……其畜宜六扰,其谷宜五种;正东曰青州……其畜易鸡狗,其谷易稻麦;河东曰兖州……其畜宜六扰,其谷宜四种;正西曰雍州……其畜宜牛马,其谷宜黍稷;东北曰幽州……其畜宜四扰,其谷宜三种;河内曰冀州……其畜宜牛羊,其谷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畜宜五扰,其谷宜五种。”荆州、扬州同属长江流域,“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即意味着当时没有家养动物,农作物只有水稻一种。其他位于北方地区的七个州的家养动物都分别有两种到六种。《周礼》成书的年代已经比较晚了,但是它对先秦时期各个地区的生业状况的记载,跟我们在各个地区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比例基本是吻合的。

  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狩猎和捕捞的方式,一种是饲养的方式。当定居生活基本形成以后,狩猎和捕捞活动往往就在居住地周围进行。这样,居住地周围有什么动物,当时的人就可能狩猎或捕捞什么动物。虽然其狩猎或捕捞的行为属于人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但其狩猎或捕捞的对象及那种完全通过狩猎或捕捞活动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是当时人完全依赖于居住地周围自然存在的野生动物的表现。因此,我们将这种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命名为“依赖型”,即当时人们的肉食完全依赖于捕获居住地周围自然中存在的野生动物。除主要通过在居住地附近的狩猎或捕捞行为获取野生动物之外,还在居住地内饲养一定种类和数量的家畜,这是另一种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某种家养动物的出现是当时人们对某种野生动物进行驯化的结果。饲养家畜意味着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用一种特定的方式左右动物的生长,是对自己活动能力的一种开发,在这一点上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故按照饲养家畜已经出现,而狩猎或捕捞野生动物仍然占主要地位的状况,我们将这种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命名为“初级开发型”,即当时人们的肉食主要依赖于捕获居住地周围自然中存在的野生动物,此外还饲养一定数量的家畜。而反过来,当家养动物的比例占据多数,狩猎、捕捞动物的比例转变为少数时,证明当时人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即主要是通过有意识地饲养家畜来肉食资源的供应,但也不排除还有一定种类和数量的狩猎活动。相比狩猎活动,饲养活动更多地体现出计划性、管,其在整个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中占据主要比重,是人的活动能力进一步提高的表现。我们按照获取肉食资源方式以饲养家畜为主的状况,将这种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命名为“开发型”,即当时人们的肉食主要来自饲养家畜,但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捕获居住地周围自然中存在的野生动物。从长时间段的历史看,上述这三种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显示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大致发展过程。

  我们可以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总是尽可能地通过狩猎或捕捞的方式获取野生动物,即把肉食来源放在尽可能地依赖于居住地周围自然所存在的动物资源上。而通过饲养动物获取肉食资源这类开发自己另一种活动能力的行为,似乎是在利用狩猎或捕捞动物的方式不能肉食来源的前提下形成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居民由完全依赖于自然提供的动物资源,到开始逐步开发某些野生的动物资源,把它们作为家养动物,再到主要依靠这类开发的动物资源获取肉食,这一系列活动行为的变化总是在人口数量的增加、随之而来的肉食量需求的增长,及居住地周围自然所能提供动物资源的多少这种制约下被动地形成和发展的。这个过程可以归纳为“被动发展论”。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各类家养动物的饲养和管理相比渔猎方式要复杂得多,在《周礼·职方氏》里阐述了天下九州分别获取的农作物和动物,其中唯有豫州是“其畜宜六扰,其谷宜五种”,其他各州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豫州即中原地区,这个地区饲养六种家养动物及种植五谷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与这个地区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及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是密切相关的,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真理。

  我们发现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里,最早用于随葬的动物是狗。早在距今9000年的遗址里就发现了用于此类活动的狗骨。但是,用狗祭祀和随葬的现象主要集中在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地区。我们发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各个地区的考古遗址里,从早期到末期的祭祀或随葬活动中使用最多的动物是猪,使用猪的地域范围比使用狗的要广泛得多。在很多地区都发现有埋葬或随葬完整的猪、猪头及猪下颌的现象。另外,在距今4000年前属于龙山文化的遗址里开始出现用黄牛和绵羊进行祭祀的现象。

  到了商周时期,利用动物进行祭祀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比如,在属于商代早期的河南省偃师市商城遗址的祭祀沟里,发现有总数超过300头以上的猪,它们是被分别埋葬的,摆成各种各样的姿势。在一个都城级别的遗址中发现数量如此之多的猪,实属罕见。在偃师商城遗址里,我们发现了很多牙齿磨蚀很严重的猪,证明其饲养的时间很长。这些猪的死亡年龄大都集中在4岁以上。新石器时代养猪是为了吃肉,养到1-2岁就把它杀掉了。但是,偃师商城的猪却饲养到4岁以上,可见由于猪的用途不同,其饲养的时间也有明显的差异。有学者在研究古代的“太牢”和“少牢”时指出,“牢”是专门饲养用于祭祀的动物之处,“太牢”是指饲养的时间长的动物,“少牢”是指饲养的时间短的动物,这对于我们认识偃师商城那些年龄大的猪是一个有益的。

  商代早期祭祀时使用的动物主要还是以猪为主,保留了新石器时代的传统习惯。自商代中期开始,祭祀时使用黄牛的数量增多了,商代晚期的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里发现的用于祭祀的动类更加丰富,除了猪和黄牛之外,还有狗、绵羊、马和象等。从数量上看,黄牛和绵羊占据很大比例,可见随着时间的延续,黄牛和绵羊逐渐成为祭祀用的主要动物。后来,马又成为祭祀用的最主要的动物,比如在西北岗的王陵里就发现了大量的马坑。在古代的祭祀活动中,这些家养动物往往成为等级的象征,什么级别用什么动物,或者说什么祭祀仪式用什么动物,都有一定的讲究。商代晚期出现车马坑,同时还把大量的人以后,这是王一级才可以使用的祭祀规格,家养动物在等级制度的形成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古代历史上,马匹与战争密切相关。我们对距今3300年以前的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距今3000年以前的陕西省扶风县周公庙遗址、距今2000多年以前的河南省洛阳市车马坑里出土的大量马骨进行测量,发现它们各个部位的骨骼的测量数据相差不大,可以说那个时期的战马都跟现在的蒙古马类似,是一种体形适中的马,这可能也为后来汉武帝通西域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获取西域的良马打下了伏笔。

  在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兵马俑遗址里有陶土制作的武士俑和马俑,陶马俑包括大量拉车的马,还有一部分是带马鞍的战马,也叫鞍马。这些马都制作得十分逼真。拉车的马全部都是制成被阉割过的,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其只有,没有。而鞍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同样只有,没有;另一类除外,还有。日本学者佐原真对世界上马的阉割做过研究。他发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士兵一般骑公马。13世纪中叶第6次东征时,土耳其和阿拉伯的士兵骑的是母马,而的士兵骑的都是公马。这些公马遇到母马都跑去和母马调情,致使阵营大乱;的将军骑的公马则因看到母马兴奋,而把将军掀翻到马下,那次东征以的失败而告终。由此可见,对公马的阉割与否,是有效驾驭马匹的方法之一。中国古代驾车的马都是公马,御手仅能通过缰绳驾驭拉车的公马,阉割的公马看见母马不会有反应,因此,便于御手通过缰绳控制马匹。但是必须强调,阉割的公马性情会比较温顺,似乎不适合骑在马上的武士在战场上与对手英勇厮杀。这些似乎可以成为推测秦始皇兵马俑的部分鞍马是未被阉割的,而拉车的马全部是阉割的理由,但是科学的论断尚有待于今后的深入研究。

  人类在开发家养动物,获取稳定的肉食来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家养动物用于寄托、建立礼制和强化军事力量之中,家养动物与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进程密不可分。